宁夏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://m.39.net/pf/a_4710728.html我是王季思先生带的最后一届学生，从年秋到年春，我自读博士到留校，追随先生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。如今，先生离去已将近三十年，近来读亲朋所写忆念先生的文章，恍然间觉得先生那蹒跚的身影似乎并未远去，令我有重闻謦欬的感觉。于是掇拾思绪，写下我的忆念。一我读博士时，先生已年过八十，但仍然写了多篇超过一万字的论文：大多是自己列出提纲，然后通过讲述，与助手、学生合作撰写。我也曾根据先生的提纲与讲述，为他整理过两篇论文。年，先生与郑尚宪、我合作编集《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》《喜剧集》《正剧集》，选目都是先生在反复征求意见之后确定的；每集都有一篇超万字的序言，虽是我和尚宪起稿，但都经过先生的悉心指导和最后审定。年过八五之后，先生还通过口述，写了一些短篇论文。最后的两年，则是在家人和学生陪伴下，写一些随笔和回忆文字，从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。这些随笔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，一篇是《我的老年心境》，另一篇是《祸福交乘冤亲平等》。后一篇，看题目，我以为会讲“宽恕”，或是像鲁迅那样的“一个也不宽恕”，先生却说：“我感激那些信任我赞助我的同志，也不忘记那些从反面激励我前进的朋友们。”至于诗词短章，是先生一直都在写作的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他连口述散文也变得艰难，但每年春节也仍然自拟春联，在元旦时吟咏新篇。例如年的春联：放眼东方万里晴光来晚岁托身南国一生学术有传人年的春联是：薪火相传一生无大憾中兴在望双眼盼长青从这些春联中，可见他心心念念所想的，一是对学术的薪火相传，欣慰已得传人；二是对国家兴盛的期盼，泰然面对离去那一刻的到来。甚至当他只能卧床，连翻身也不方便时，仍在床榻上吟咏诗句，让守护在身边的儿女记录下来，有时候也寄给朋友看，如林芷茵先生就收到过“半章”诗篇：“世味尝来惯，浮生认不真；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情人。”虽谈不上是华美的辞章，却依然可见不老的心声。所以，先生的小女儿小雷说：“爸爸的最后几年，有意识地用诗词文章来证明他的生存。”小妹说的是“最后几年”，这是女儿对父亲晚年心态的解读；大哥是《王季思全集》的整理者，他的回答，已转换到对先生一生写作的评说，其实并无矛盾。我对小雷的说法深有同感。记得有一次我陪侍先生散步，他说，脑子要经常用，夏（承焘）先生晚年不写文章，脑子很快就退化了；我因为经常写些小文章和诗词，所以现在脑子还能转动。——夏先生晚年深受病患困扰，但心态的“放平”，可能加疾了老年痴呆蔓延的速度。而王先生在晚年仍然努力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，十分乐意与年轻人交往，感受那些勃郁的生气，因而在暮年也仍焕发着生命的活力。年冬，王季思与黄仕忠的合影。年6月，我们三名博士生毕业。一个月后，先生“自愿退休”，从此不再招学生，但黄天骥老师仍然恭请先生来指导学生。那时先生行动已经不便，说话方音更重，写字手抖，但不仅继续校读完成了《全元戏曲》十二卷的编纂，而且对学生、对来访的年轻学者、对于团队建设，都是认真地提出指导意见，并一直保持着写作状态。先生在给四十年代一同参与抗日演剧的林芷茵的信中说：“我去年（）暑假后也已退休，但《全元戏曲》有待完工，同时也还写点小诗短文。我以三句话自约：即退而不休，动而不劳，衰而不落。偶然写点东西，可以克服老年人的失落感。”（据林芷茵《一个人的世界》，宁波出版社，）系友许石林记录年6月的一次拜访，也可作印证：我对先生说：“您的徒子徒孙们目前只有一个愿望：祝您健康长寿!”先生嗬嗬大笑。他说：“我每天坚持工作，现在手抖得厉害，不好写字。但是每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、写一首诗或填一首词。发表出来，让中文系毕了业的学生看了，知道我还活着，还能思考，还能写。”（《玉轮轩写意》，《东方文化》年第1期）活着，便要活出意义，而不是畏惧死亡。他在《我的老年心境》中说：“相信在我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天，亦将含笑赴长眠。”在这位耄耋老人看来，单纯只是肉体存在而不能思想，“生存”便失去了意义。所以在那“最后几年”，即使行走不便，甚至都不能下床了，他仍努力通过诗词文章来证明自身生命的存在，而不是“行尸走肉”。这便是先生晚年的心境。我是在跟随先生学习的这段时间，逐渐明悟一个合格的学者应当如何自处。我十分幸运，在学术起步的阶段，跟随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学习，当时他们都已功成名就，但依然孜孜不倦，勤于写作，他们完全不需用学术来作稻粱谋，也不需要再向世人证明什么，纯粹是出于内心的需要，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；他们把学术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，用写作来证明自身“存在”的价值，体现生命的意义。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，从而能摆脱世俗功利的桎梏，克服浮躁的心态。二王先生对学生的关心爱护，对后学的奖掖扶助，更是众所周知、众口一词的。我曾以跟随徐、王两先生分别学习三年的感受为例，比较两位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异同。徐先生其实是“自学成才”，自己悟通学术之路的，所以他主张不作干预，让研究生自己领悟；只有能领悟者，才有资格成为合格学者，否则便不当入此门。因而表扬少，批评多。又由于他是学欧美文学出身，已经融入一些现代人际观念、责任界限，见面时，他总是先问我学业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，以为这是导师的职责，而从不过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，也不让学生去帮他做任何家事，以至被人误解为“不近人情”。王先生早年深深受惠于吴梅（字瞿安）先生，甚至在逃婚时曾住于其家。瞿安先生则藏书任用，悉心指导，竭力推荐。所以王先生对学生、晚辈一向宽厚，通常是先肯定鼓励，再批评建议，并且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，逢年过节时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。由于表扬多而批评少，看起来似乎是只说好话而不作批评。王先生说，学生资质有高低，老师的责任，是让学生有所进步，不必要求皆有成就。——我现在对学生，更倾向于王先生的做法，但也会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，所以实际上是对两位先生的做法做了折衷。有一次，上海戏剧学院召开会议，寄函给先生，请他推荐人参加。由于当时中大的老师们都有事不能去，先生说：那就让仕忠去吧。——你还可以顺便回家探望父母。我听得先生此言，当时眼睛就湿润了。这就是我的老师呵，他对学生的关心就是这样细心周到！王季思与黄仕忠，年前后。康保成师兄是年入学的，他回忆当时的情况，说：“不断有人问我：‘王先生已80高龄，他还能带你们么？’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。是啊，文科研究生以自学为主，何况是博士生！北京某名流的研究生告诉我说，他们平均每年和导师见面三到四次。毕业时，除班长外，有些导师竟叫不出学生的名字！”(《我的导师王起先生二三事》，《文教资料》年第2期）说起来，博士制度设立后，第一二批导师，是由国务院学科组评出的，大都是泰斗级学者，但其中不少老先生年事太高，已无力指导，学生便处于“放羊（放养）”状态。有的先生记忆力严重衰退，已认不出自己的学生。王先生年事虽高，事务繁忙，门下学生众多，但头脑清晰，依然能为学生周到考虑，怎能不让人感动万分呢！我们想要对先生有所报答，也是发自内心的。但先生只说：你们若有所成就，便是最好的回报。师生情如父子，而又异于父子。学生深感机会难得，求知若渴，虽片言只语，也视若拱璧，回味再三，犹恐愚钝，未解真意；偶得长者之赐，常怀涌泉相报之念。而儿辈则不同，或许会烦厌于父母的唠叨，以为老话过时，况父子遗传，性格相近，易生排斥，沟通维艰，于是做家长的不便多说，即使是为之绸缪，大多是悄然以行，儿女或不知，或是当时并不理解。——当然，学生多了，分润多了，儿女所得便显得少了；当无数学生、晚辈一次又一次地感念老师的恩泽，仿佛老师那里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似的，也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为了学生已经掏尽了一切。《南方日报》记者问先生长子：“王季思非常爱护学生，人所共知，不知道他对家庭的态度怎样？”王兆凯：“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学问和教学上，放在扶助青年上。受过他提携的学生、年轻学者不少。他是个很有成就的学者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对子女的话，他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扶助或者引导。我们的专业是自己选择的，他从来没有建议。”黄天骥老师说，先生的女儿曾经埋怨：“爸爸就是爱学生，不爱子女。”先生嘿嘿一笑，不作辩解。（《余霞尚满天》）我想起年秋，姜师母患急病去世，有一天晚上我和先生的三公子则柯值班照看先生，有过长谈。则柯说，他初中就住校，直到上大学，都是自己想的办法，在成长过程中好像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心。我读到他最近写的《与父亲在北大》，回忆起那些往事，可见父爱如山，舐犊情深，只是他当时年少，略不以为意。我阅读先生哲嗣们的回忆文章，发现都曾一度感觉到爱的缺失。因为就在那个特殊的时段，悲痛的事件接踵而至：年初，师母徐碧霞被查出患有胃癌，先生带着她四处求医，忧心如焚。6月间，先生被教育部请到青岛讨论文学史编写，几乎是首次破天荒可以携带家属，先生高兴地安排在北京的长子、长媳到青岛来举行婚礼，证婚人都请好了，长子却在行前被划为右派，婚礼自然也吹了；幸而在艰难中，媳妇始终不离不弃，宁可开除团籍也不肯离婚。年秋，碧霞师母在重病一年多后，带着对长子的无比挂念，因疾病与操劳而不幸去世。离去前，坚持将家里的奥米格手表留给大哥。这年则柯十六岁，则楚十三岁。持家的母亲原是维系这个大家庭的内在支柱，一朝倾折，仿佛天崩地塌。失去母爱的庇护，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求会变得特别强烈。而先生向来是“甩手掌柜”，家务事全都交托给妻子，而一旦痛失“会持家”（先生语）的爱妻，又要当爹又要当妈，那种“不知所措”的窘状，不知有几人有过理解，有过同情？另一方面，这个时间点，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。年5月下旬的“引蛇出洞”，系主任王起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，就已经滑到右派边缘，受到有关方面的警示。根据反右运动结束后党组织所做出的鉴定：王起“在反右初期，对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一段时间扭不过来。曾认为陈残云同志对董每戡‘两副面孔，两种做法，两种法律’的谬论的批驳，有点过火。后来经党的教育和帮助，迅速地端正了态度，积极的参加了反右斗争，态度较坚决”（《王起的表现材料》,年7月）。后人已经无从知道当时党组织给予了怎样的“教育和帮助”；眼前病重的妻子、一大家子的生存，是沦为右派而家破人亡还是保全自己和家庭，这残酷的现实，是否对他“迅速地端正了态度”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？而“积极的参加”，并表现出“态度较坚决”，这期间是否也曾承受过内心的煎熬？往事似乎已经成为云烟，后人只知晓结果如此，至于那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痛苦心绪，无人在意。二女儿美娜回忆说：“妈妈病危像晴天霹雳，爸爸甚至不能自已，一次骑车回家撞到了树上。”骑着单车，眼前行进的道路一片迷茫，恍惚之中，车不由己，一头直接撞到了大树上——可以说给那个时候王起教授的状况，从一个侧面留下一份写照。王先生的小公子则楚说：“母亲的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：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，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，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，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。”（《我的母亲徐碧霞》）是父亲遮风挡雨，为儿女们提供了保障。而那些在运动中沉沦的人，他们的子女也随后一同沉沦了。三八十年代后期，我去北京访书，拜见师友时，有师长对我说：“你们王先生是圣之时者。”黄天骥老师也在文章中记述了他曾听到同样的话——“圣之时者”，原是孟子评价孔子的话，说他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，意思是批评王先生跟时代跟得太紧。先生年轻时就接受“五四”新思想，勇于抗争，有叛逆的精神。他以注五经的方式注《西厢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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